《中国儿童肥胖报告》发布

　　应将肥胖防控融入所有政策，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天在京发布的《中国儿童肥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出警示：我国超重及肥胖的儿童青少年人数已接近4000万。再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至2030年，这个数字将突破5600万。

　　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中国营养学会等多个单位联合编写的这份《报告》建议，应将肥胖防控融入所有政策，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建立以“学校-家庭-社区”为主的防控网络，以遏止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不断攀升的趋势。

　　趋势：我国儿童超重及肥胖率不断攀升，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

　　近30年来，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超重及肥胖在全球范围内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说，20世纪80年代，儿童肥胖在我国还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90年代以后，我国儿童的超重及肥胖率出现快速上升趋势。《报告》指出，1985—2005年，我国主要大城市0—7岁儿童肥胖检出率由0.9%增长至3.2%，肥胖人数也由141万人增至404万人;估测该群体目前肥胖儿童数约476万人，肥胖率约为4.3%。1985—2014年，我国7岁以上学龄儿童超重率也由2.1%增至12.2%，肥胖率则由0.5%增至7.3%，相应超重、肥胖人数也由615万人增至3496万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至2030年，0—7 岁儿童肥胖检出率将达到6.0%，肥胖儿童数将增至664万人;7 岁及以上学龄儿童超重及肥胖检出率将达到28.0%，超重肥胖的儿童数将增至4948 万人。

　　虽然目前我国儿童的超重及肥胖率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肥胖儿童的绝对人数是惊人的。另外，我国儿童超重及肥胖流行还呈现出以下特点：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高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婴儿期与学龄前期是高发阶段。不同性别、年龄儿童肥胖均以轻度为主，随着年龄增长，中、重度肥胖逐渐增多;重度肥胖主要出现在3岁以后，并且男性儿童高于女性儿童;近年来，农村儿童肥胖率增长速度加快。

　　危害：严重威胁儿童健康，影响民族素质，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负担

　　儿童肥胖不仅仅是对其当前的身体发育造成严重影响，还将增加成年后肥胖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超重、肥胖儿童发生高血压的风险分别是正常体重儿童的3.3倍、3.9倍;发生高甘油三酯的风险分别是正常体重儿童的2.6 倍和4.4倍;发生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的风险分别是正常体重儿童的3.2倍和5.8倍;肥胖儿童成年后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的2.7倍，儿童期至成年期持续肥胖的人群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是体重持续正常人群的9.5 倍。此外，肥胖还会影响儿童青春期发育，危害呼吸系统及骨骼，对心理、行为、认知及智力产生不良影响，并诱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癌症等。

　　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孙君茂表示，肥胖超重急剧增长，不仅严重威胁孩子的健康、影响民族素质的提高，还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负担。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儿童较正常体重儿童一生需要额外支付1.9万美元的医疗花费。

　　《报告》指出，2002年，我国成人超重及肥胖率达到29.9%时，所导致直接经济花费为211.1亿元。据此推算，至2030年，每年由超重及肥胖所导致成人肥胖相关慢性病直接经济花费也将增至490亿元。

　　对肥胖干预效果的评估分析发现，儿童肥胖的干预不仅可以改善儿童健康状况，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而比较我国所开展的儿童肥胖综合干预、膳食干预及身体活动干预3 种不同干预措施，综合干预措施所获得健康效果的“性价比”，要高于单独实施膳食干预或身体活动干预。成本-效益分析发现，儿童肥胖综合干预所获得净效益值为54809元，也就是说，通过实施综合干预，因健康改善所获得的劳动力收益及节约的医疗花费，减去目前的干预成本后，净剩余54809元。

　　原因：儿童肥胖的发生和流行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肥胖的蔓延常常使食品工业坐上风口浪尖，某些品类更是成为千夫所指。事实上，儿童肥胖的发生和流行受遗传、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报告》指出，遗传因素在肥胖的发生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双方、仅父亲、仅母亲超重或肥胖的儿童，发生超重或肥胖的危险分别是父母双方均为正常体重儿童的4.0倍、3.1倍和2.7倍。出生前的母亲体型及营养代谢状况和儿童期环境因素也将会影响儿童期甚至成年期肥胖相关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

　　当然，考虑到肥胖相关基因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对于近年来肥胖的快速增长，行为和环境因素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包括导致肥胖的环境、行为和生活方式、食物供应和消费以及身体活动的改变。

　　中国当前学龄儿童存在膳食结构不合理，脂肪供能比偏高，能量密度高的食物消费偏高等问题，比如经常吃油炸食品及奶油制品、糖果、含糖饮料，相应的蔬菜和水果摄入较少。与此同时，孩子们课业负担过重，用来进行户外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少;视屏时间(指花费在看电视、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手机等电子屏幕上的时间)增加，久坐造成身体活动不足。这些因素加重了儿童超重或肥胖现象的发生。此外，肠道菌群的组成在肥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建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建立以“学校-家庭-社区”为主的儿童肥胖防控网络

　　肥胖一旦发生，逆转较为困难。这份《报告》的主编、北大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马冠生教授指出，人群肥胖防控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要及早、从小抓起，从母亲孕期开始预防，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建立以“学校-家庭-社区”为主的防控网络。

　　《报告》建议：

　　1、将儿童肥胖防控融入所有政策。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时，把健康放至优先位置，关注儿童肥胖问题并贯彻到政策制定、实施、分析和评估的全过程。

　　2、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政府应对儿童肥胖防控相关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督导负根本责任，掌握主动权、监控权与管理权。学校是防控儿童肥胖的主战场，在培养儿童健康生活方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家长应以身作则、通过言传身教为孩子做健康生活方式的典范，引导、支持、监督和鼓励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社区应营造有利于儿童肥胖防控的支持环境，提供安全的游戏和锻炼场地。企业、媒体、学术机构等应充分发挥正面引导和推动作用。

　　3、健全国家儿童肥胖监测系统，把儿童肥胖监测纳入到国家现有的相关监测系统中。

　　4、开展儿童肥胖的三级预防，即面向全人群的普遍性预防、指向肥胖“易感环境”群体的针对性预防和精准定向超重或肥胖个体的综合性预防。

　　5、加大科研投入，深入、系统地开展儿童肥胖相关研究。设置儿童肥胖重大研究专项，加强我国儿童肥胖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信息、生物和医学科技融合发展为引领，推进儿童肥胖的发病机制、影响因素、经济负担、预防干预策略、治疗康复等相关研究，重点突破预防控制儿童肥胖的关键技术。

　　防控儿童肥胖，无疑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和企业共同合作，来营造一个利于肥胖防治政策执行的社会支持环境。马冠生说，在儿童肥胖防控工作中，食业应积极承担责任，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产品的健康属性。应在政策的引导下，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更多健康食品;避免广告宣传对儿童产生误导，走上保护和促进健康的轨道。近年来，在食品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学术界与食品企业也有不少成功的合作，比如推动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开展营养健康知识科普宣传等。

　　孙君茂表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简称“三品一标”)是我国重要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为保障人民群众吃得安全优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农业部启动了“三品一标”工程。实际上，“三品一标”不仅是安全这个层面的概念，它还涵盖优质、特色等综合要素，是满足公众对营养健康农产品消费的重要实现方式。目前，农业部门正在酝酿农产品营养标准的研制，以更好地引导农产品的生产。